●卷五外篇
教学，于王者之务莫先焉。成周遗册足征也。二代以降，汉、唐、宋为达治体，而汉未遑庠序之事，元朔始兴太学。唐仍魏制，始郡县有学。然唐郡县，未闻有专官于学者。宋庆历间，始立学命官。时宋已四世矣。我圣祖太学之立，在未正位前。正位之二年，即诏天下府州县，遍葺黉舍，无遐僻，官为师，定以员，有长教焉，有分教焉。盖欲挽二代以降之滔流，而楫之以溯古之帝王之所为治。文治之盛，不俟积久而后明也。学官之任，于今其不既重矣乎。今之士者，奈何举卑学官，仕而任学官，辄惘然不满望，是皆不知所重者。或曰：“有以也。”祖宗时，学官之选，加于诸执事一等，人皆以师道自持，节使岳牧，莫不接之以礼。而今多不然矣。噫！当事者，不知学官之任为重；任学官者，其有能尽其职，以无负其任之重者乎？噫！尽其职，无负其任之重，非大君子不能，而师儒之职，固君子之所乐为也。今之时与祖宗时异，君子居其任，顾身所以自重者，何如期可矣。
书院之制，肇自宋初。方郡县学未立时，硕士名儒，往往于此焉出。今学校遍天下，文教熙洽，而书院亦所不废。盖家塾、党庠、术序，皆所以为成德达材之地，揆诸古法，近民之教，不厌数也。
途今之仕者非一，而其正者曰“科”、曰“贡”。科举、岁贡皆出自学校正途也。正途而仕者，又有难易迟速，不同焉。称荐乡书，奏捷礼闱，登名进士藉，即受美职，公卿大夫可阶陟也。在学校，视食廪为资需次。而贡常例，府岁一人，州三年二人，县二年一人，所司上之礼部，送内府试，就校官者，则重试；不者，送监肄业，送各衙门历事，送吏部附选。假归俟取，率十余年始沾一命，与州县佐而止耳。科、贡之途，相去如此。嗟夫！暗暗啾啾，士游黉舍中，孰不以得隽科举为志。志不能皆遂，于是乎，岁贡虽富学识，不能不循常例。以常例，犹正途也。仕有难易迟速之不同，人才固有等第乎。而有富学识而难且迟者，不有命乎。
宋开宝初，诏西川、山南、荆湖等道，所荐举人，并给往来公券，令枢密院定例施行。盖自初起程，以至还乡，费皆给于公家。及后法废，远方寒士，预乡荐，欲试礼部，假丐不可得，则宁寄举不试。宋初，远郡小官致罢，多芒屡策杖以行。不幸丁忧解官，或离任不能归。咸平中，诏川、广、福建路，官丁忧不得离任，盖恤小官意，然非礼制所宜。我朝统驭四海，川广通舟之地，官必南人。云贵地方，陆路艰险，小官选授，法许给驿，任者不惮跋涉。举人新中，赴礼部试者，俱得以公据给驿，法均厚矣。旧举人，云南又独以远驿，给脚力，佗处虽不然，而乡贡黜于礼部，亦有进用阶。非如宋，不中复回，有重解苦也。
礼部会试天下，国初，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，而南方惟江西吉安为盛。北人曾不十之一。洪武三十年，被黜落者，咸以为言。上乃命翰林儒臣，复择下第举人文卷，得六十一人，而廷试之。擢韩克忠为第一，仍赐克忠等进士出身有差。克忠等则皆北人也。明年，再试寄监下第举人，中式者四百一十五人，次其等第，除教授、教谕、训导；不中者八十七人，为州吏目。洪武取士之科，盖止于此。洪熙元年，定南、北、中三卷，以取士。自是人才之用，始不偏矣。
国朝进士，惟永乐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。太宗命近臣，拔其尤异者二十八人，赐名庶吉士，俾入文渊阁读书。周文襄公忱，以不遇列自陈，诏特许之。诸人日游中秘，食于大官，月给膏烛费，上间燕之。顷驾亲临问，时举僻书疑事，以验其学，激厉而期待之甚至。故庶吉士之选，至今论者，亦惟是科为多得人。今考求之，其名业自王文端、王文安、李忠愍、暨文襄四公外，罗侍郎、陈祭酒、李布政，人知其贤者，余亦不尽知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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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状元棨，在翰林时，有邑人入奸党事，当累及。太宗特原之，谓曰“朕惜尔才也”。曾所居，近西长安门，家不戒火，延及禁垣，上为置不问。其受知如此。刘子钦当时极有才名，以刑部主事，坐累谪广西南丹，终太宗世，始起为教官，不克振，竟致仕去。景泰甲戌，始卒，寿八十有七。若有位而寿，以大行于世，如王、周者，一科可数得耶。李忠愍之大节，固有科目以来人物也。张宗琏者，为常州同知，德政最多，卒之日，民老壮奔走哭于庭，皆哀具仪，奠祭累日，柩行，白衣冠而送，至数千人。后数年，民不能忘，作庙江阴之北君山，至今岁时祀焉。夫进士得人，如张亦足以不朽矣。寿考禄秩，系乎天，君子论人，岂其寿考禄秩为丰歉哉？客有与春商及近来科目士者，因举是科，吾所知者告之，余请例推。
宋太宗朝，吕蒙正之弟蒙亨，举进士。礼部高等荐名，既廷试，与李昉之子宗谔，并以父兄在中书罢之。仁宗朝，韩亿为参知政事，子维以进士奏名礼部，不肯试大廷，受荫入官。唐介参政，子义问锁厅试，部用举者，召试秘阁，介引嫌罢之。洪容斋云，旧制严于宰执子弟如此，与夫秦桧柄国，而子熹、孙埙，皆于省殿试，冠多士者异矣。春按，宋徽宗朝，蔡君谟子某登第，在前列，蔡京引为同族，嫌而抑，置于后，桧无足论已。我朝，公卿子弟高第，不以为嫌。景泰间，都御史王文子，乡试弗第，至自讼焉。春目所及见者，孝宗己未科，武宗辛未科，阁老皆有子入廷试，其父引嫌，不预读卷，其子并得及第也。
自兵民分置之后，官已文武异秩。汉官阶秩，品则武高，权则文重。魏晋而下袭焉。若都尉、左右校尉，以骑步名，有秩之文，而亦类之武者。沿及今日，若指挥、副指挥，以兵马司名，有秩之武，而实用于文者。汉长安四尉，城东西南左部，西北右部，主追捕盗贼，伺察奸邪，魏晋而下袭焉。武其冠，而文其服，唐用隋制。虽视汉小异，然犹选于吏部，为品官，至五代而始废，宋之有尉，增置于开封、祥符两赤县者，则今之兵马指挥司是也。宋初，并用选人，后改差武臣。元祐中，苏辙以为言，复仍其旧，我朝，改胜国万户为指挥使，次之为同知，为佥事，皆武臣之秩，而选于吏部者，惟在京兵马指挥使司，司设都指挥、副都指挥、知事。后改兵马指挥司，分五城，设指挥、副指挥，革知事，增吏目。职专京师巡警等事，所属地方，盗贼争竞，风火街渠，凡各衙门，事须捡覆，无一不在其所当理。前代尉之设，自京及外，皆有之，而我朝兵马指挥、副指挥，则独设於京师。县不免制於府，而此官则独为一司。尉不免杂武臣，而此司一选于吏部，皆学校科贡之英。然则，今日此司此官之设，有武之品，有文之权，固非前代之尉之比，而亦非今日指挥使、同知、佥事之所能恩也。春惟古今官资，有秩之文，而亦类之武者；有秩之武，而实用于文者。若今日之制，不别白而言之，后将何考焉。故因曹君之蕲，而为言之如此。
武职，在国初，非有攻城略地之功，虽千百户不轻畀；非从征而犯事者，至子孙亦多不世袭也。故指挥以下，及镇、抚、千、百户之亡故者，官为造坟安葬，致祭有差，其子孙优给俸例。系阵亡、失陷、伤故、淹没者，全支；边远守御出征，并出海运粮，病故者，减半。盖锡之法当厚，而又有节如此。世袭子孙，亲弟侄，未及二十者，袭职。至年二十，乃比试年及者，即与试。初试不中，袭职署事，食半俸。二年后，再比，不中者，降充军。其法不得不严，又如此。国初，武职虽世袭，法不滥也。武职之滥也，其自永乐始乎。革除年间，卫所官旗军，有称奉天征讨守城、征哨、拿人有功，升职者；有称全城归顺升职者；有称江上朝见，并招船、招人，擒首奸恶、逃叛等项，俱作奉天征讨名目，升职者。永乐初令，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，奉天征讨有功升职者，为新官，子孙年十六，出幼袭职、替职，免比试。三十一年以前者，为旧官，子孙年十五，出幼袭替，俱比试。永乐元年以后，与旧官同。兹令也，所以厚诸奉天征讨者，又如此。武职之滥，其始於此乎。正统十四年，有所谓被虏走回遇驾拿马者。天顺初，有所谓夺门迎驾者。或以升职，或署试而得实授，承袭，往往有之。虽然，此犹我祖宗于臣子，非常之遇，而施非常之恩，有不许后为例者。今日之事，冒功买级，纷纷于天下。权门势豪，乞养奴隶。足迹不出都邑，而四方万里，一有征进功赏，文册必鳞次其名焉。官升不极，其任不止，而子孙则又皆世袭也。武职之滥，其极于今日乎。呜呼！
武职冗滥，京师为甚。俸给不时入，非善治生顾行检者，往往捐俸预贷于人，比关给时，升勺皆人物也。本卫军士，有子本家，其亲管官旗，至俟门而仰面焉，冠屦倒置，无人为救正者。弘治初，大司马始禁各卫所官旗，不得预指俸粮贷钱，其富者，不得写人俸粮，以营利息。欲正名分，意非不善，而贫富偶俱怨其不便，其禁遂革。昔宋临安宰到任，揭榜民户，不得还私债，意亦在于抑厚利，以恤茕独。已而，妇人剪发入市持，男易斗粟，鬻卖农桑之具，流逋纷然。遂复揭榜，令上户放债。惜乎当时，无以此为大司马计者。此事其真无可救之术邪？
京卫上二十二卫，称亲军指挥使司，不属五都督府。锦衣与旗手等卫并同。然其卫，洪武十五年，自仪銮司改置，故所隶，又有将军、力士、校尉等役。其职掌，直驾、侍卫、巡捕等事。若有重囚，下本卫镇抚司推鞫。二十年，以非法凌虐本卫官，皆得罪，将本卫刑具烧毁，以所系囚，送刑部。二十六年，申明鞫刑之禁。凡罪囚，俱送法司。永乐后，北京照例开设，职事仍旧，而任遇渐加，视诸卫独异。凡奉旨提取罪犯，本卫从刑科给贺帖，都察院给批差官，则一官之差，一事之行，亦未尝得专也。镇抚司，掌问理本卫刑名，始亦与诸卫同，而兼管军匠。后专设镇抚二员，专理刑名。成化十四年，始增铸印信，各为一司，今谓北镇抚司者，非祖宗制也。凡问刑，洪武旧制，径自奏请，不经本卫。凡鞫问奸恶重情，奏请圣断，或奏送刑部拟罪发落，内外官员有犯，亦如之。制不得用参语。则廷尉之评，亦未尝得挠也，今日之事，其孰有问之者乎。凡同厂及本衙各处，送到囚犯，弘治十三年，令法司从公审察究问，务得真情，若有冤枉，即与辩理，不许拘定成案，滥及无辜。此令去今几何时，法司於东厂及本卫之所送问者，不敢一毫为平反矣。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抚司之参语者乎？呜呼！
事由势为缓急，以机为进退。曰“缓”、曰“急”，势也；缓急之际，机也。势有二，而机为一。故论事者，贵辨乎势；而善处事者，必审乎机。吾郴近日之事，其在民也，有甚于盗贼之为患者乎。其在上也，有重于用兵者乎。此其事，势之急，与其机宜，何如此。吾耳目所及，吾得而言之。自戊辰秋，贼出兴宁，随犯吾郴。己巳之春冬，桂阳、桂东、宜章、永兴诸乡邑，遍遭蹂躏，岁无虚月，暨今庚午夏抄，而始息。一方生灵，皆汤火惊魂，豺狼成骨肉，草莽化居室，卧不忘卷席，坐不敢弛装久矣。长沙、宝庆、衡永、荆襄、辰靖之兵，为之奔命，前僵后仆，甲生血鳞，胃养疮虱，寒暑暴露，旷日逾时，劳苦而功多，其谁乎？中间事势更变靡一，岂不屡有可乘之机，而三载于兹，不免重困民生，而苦将士。始之失，而终之得也；甲之丧，而乙之成也。缓急之际，进退之宜，谁以执其论，谁以专其处，而事以责其人，而功以归其身。呜呼！天下之事，未有不辨乎势，而可以兴举；未有不审乎机，而可以收戢者也。是故，明者于势辨之在蚤，智者于机审之在微。壅滔天于涓流，扑燎原于星爝。足驻峻阪，耳掩迅雷，以适是势，而投是机。其视民患，急于救焚拯溺，而用兵精妙，比之出神入鬼。英声茂烈，取捷旦夕，此岂寻常行伍，悠悠迷瞀之徒，所能辨哉。呜呼！畴曩吾弗论已。今兹以往，地方不犹有当处者乎。吾尝有疏闻朝廷，吾不能谓今兹可安于无事，而习畴曩之坏于无备也。
春顷衔命，三边将官，副、参将而下，随行境外，彼已装束，与诸军同。军士衣甲鞍马之类，皆与边地塞草一色，有警易于按伏故也。将官服色，不异军士，临阵对敌，使贼不得识之。万一遂陷不测，犹得绐而脱也。西魏河桥之战，王思政陷阵既深，从者死尽。思政久经军旅，每战惟著破衣敝甲，敌人疑非将师帅，故得免。宋殷孝祖赭圻之战，常以鼓盖自随军中。人相谓曰：“殷统军可谓死矣。今与贼交锋，而以羽仪自标显，若善射者，十士攒射，欲不毙得乎？”孝祖果于阵为矢所中死。昔卫懿公，不去其旗，以败于荧。关云长望见颜良麾盖，而得刺之于万众之中。故鸷鸟将搏，必匿其形。而唐李晟，每战必锦袍绣帽，出入阵间，使贼识而畏之。宋韩世忠之战淮阳，亦锦衣骢马，立阵前，以示敌，且遣人语之。何也？将非李、韩其人，而效之，几何不以身予敌耶？
春往使陕西，见西安城上，旧贮铁炮，曰“震天雷”者，状如合碗，顶一孔，仅容指，军中久不用。余谓此金人守汴之物也。史载，铁罐盛药，以火点之，炮举火发，其声如雷，闻百里外，所爇围半亩以上，火点著铁甲皆透者是也。然言不甚悉。火发炮裂，铁块四飞，故能远毙人马，边城岂可不存其具城上。震天雷，又有磁烧者，用之虽不若铁之威，军中铁不多得，则磁以继之可也。飞火抢枪，乃金人守汴时所用，今各边皆知为之。不著。
宁夏近作战车，一人可推，而四人翼之。其制面设一牌，以卫人，箱上横两枪床，左右附两铳，俱孔达牌外。牌下拴二木，止则为车，前脚行，则铁钩约之其牌，亦有消息可偃竖。车近身为绳袋，袋搭什物。临战时，枪铳之类，惟四人便之。入夜下营，人与车从。车之取于战阵，大抵防冲突耳。然非北地之平，不能用也。
国初，中原地，兵兴之后，田多荒芜者。太祖命省臣计议，民授田，设官以领之。省臣议，置司农，开治所河南。司设卿一员，小卿二员，丞四员，主簿、录事二员。从之。其后六部并建，司农属户部，各省设布政、参政等官，于是革去。
洪武二十七年，命工部行文书，教天下百姓，务要多栽桑枣。每一里，种二亩秧。每一百户内，共出人力，挑运柴草，烧地耕过。再烧。耕烧三遍，下种。待秧高三尺，然后分栽。每五尺阔一垅。每一户，初年二百株，次年四百株，三年共六百株。栽种过数目，造册回奏，违者，全家发遣充军。兹盖生道杀人，虽死不怨者也。
宋程必，绍熙中，主临安府昌化簿。时邑酤额重，榷禁严，有种秫者，官不履亩而籍，民以为病。必言于御史，奏蠲其额，百里德之。种秫加税，盖宋时法如此。我国初，亦禁种秫，此禁酤首务。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，下令曰：“余自创业江左，十有二年。军国之费，科征于民。吾民效顺，输赋固为可喜。然竭力畎亩，所出有限，而取之过重，心甚悯焉。曩因民间造酒，縻费米麦，故行禁酒之令。今春，米麦稍平，或以为颇益于民。然不塞其源，而欲遏其流，不可得也。令农民，今岁无得种糯米，以塞造酒之源，欲使五谷丰积，而价平。吾民得所养，以乐有生，庶几万民之富贵也。”后酤禁开，故至今不行。
天下茶贡，岁额止四千二十二斤，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，福建为多。天下贡茶，但以芽称，而建宁有探春、先春、次春、紫笋，及荐新等号，则建宁为上。国初，建宁所进，必碾而揉之，压以银板，为大小龙团，如宋蔡谟所贡茶例。太祖以重劳民力，罢造龙团，一照各处采芽以进，复其户五百，俾专事焉。事责于有司，有司遣人督之，茶户不堪。于是，洪武二十四年，又有建宁上供茶，听民采进之诏。只此一事，知祖宗爱民之盛心矣。
西番之人，资生乳酪。然食久气滞，非茗饮，则亦无以生之。番饶马而无茶。故中国得以摘山之利，易彼乘黄。此中国之利，茶不可无禁也。若守边者，不得其人。不通赂商贾，纵放私茶，即假名朝廷，横科番马，既亏国课，又启戎心。洪武中，我太祖立茶马司于陕西、四川等处，听西番纳马易茶。因置金牌勘合，命曹国公李景隆，直抵西番，令各番酋领受，俾为符契，以绝奸伪。诏定三年一差官，召各番合符认纳，差发马匹，给与价茶。有以私茶出境者斩。关隘不觉察者，处极刑。民间畜茶，不得过一月之用。茶户私鬻者，籍其园入官。三十年，敕兵部，遣人赍谕川陕守边卫所，仍遣僧官著藏卜等，往西番，一体申饬。时驸马都尉欧阳伦，奉命西使，以巴茶私出境货鬻，倚势横暴，所在不胜其扰。而藩关大臣，皆奉顺不敢违。伦令陕西布政司，移文所属，起车载茶，渡河州。伦家人周保者，索车至五十辆。兰县河桥巡检司吏，被捶不堪，以其事闻。上怒，以布政司官不言，并伦赐死，保等皆伏诛。茶货官、河桥吏，特嘉劳之。曹国公还自西番，凡用茶五十余万斤，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，分给京卫骑士，国初之法如此。永乐十三年，遣御史三员，巡督陕西茶马。正统十四年，停止茶马金牌。后每岁遣行人四员，巡察私贩，自潼关以西，至甘肃等处，通行禁革。成化十四年，奏准定差御史一员，领敕专理。今法之行，非复国初，而所得之马，岁益微矣。
盐之贡，载《夏书》。掌盐之政令，见《周礼》。当时，但以共用不籍为利也。管仲相齐，正盐，利源始开。汉武置盐官，盐于是有禁榷。后此有国家者，于常赋外，必资焉。北魏时，甄琛乞弛盐禁，元勰乞如旧。宋儒谓其言，皆非中道。夫山泽之产，尽捐诸民，不可欲尽，属官则亦未宜。惟于官无贬，于民无伤，上得资以富，下又得资以生，斯善矣。唐乾元初，举天下盐利，才四十万缗。至大历末，增至六百万余缗，天下之赋，盐利居半。盖刘晏规画之力，晏于国计，大较取济江淮。宋元祐间，淮盐与解池等，岁四百万缗，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之二。绍兴末，泰州、海宁一监，支盐为钱六七百万缗，议者以为，一州所入，过唐天下数矣。然建炎盐直，视乾元所榷，贵三四倍，而缗钱轻甚，其数多寡不足量之以为盈缩。乾道间，叶衡奏，今财赋之源，煮海之利居其半，则宋之仰给於盐，固犹唐也。衡又云，年来，课入不增，商贾不行，皆私贩之害也。今日之盐，煮海者，偏东南，煮井、煮卤种桑者，出西北。属转运司者六，属提举司者七。转运司，岁办引盐共二百十万有奇，而两淮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，实得三分之一有奇。其地据两京之间，行盐之地，皆人物蕃阜之邦，比诸他司，又最广远。所谓私贩之害，不有宪臣临之，其能免乎？
我朝自设转运以来，尝差监察御史，分闸盐课。宣德十年，差御史于两淮，提督军务，巡捕私盐。其后，岁每一差，以扬州为驻节地。扬州有巡盐察院，当自正统间始。景泰三年，差御史巡河兼理两淮盐法，未几，仍改巡盐。自是，以巡盐兼河道事，盐法之任益专。查盘、清理、纠治、兴革、文武官吏，一听其条约，非如始命专巡私盐而已。然则，临是任者，不有因时制宜，通变之才，其能胜乎？淮盐至正德间，十九入权奸之漏卮，无复有法。嘉靖改元，宪臣始克拯敝，而贪商钜袋，五倍其重，法亦非旧。越四年，乙酉，戴君奉今天子命，理盐法于两淮，慨然曰：“兹国家之所仰给者，犹唐宋也。兹法于祖宗旧，凡再变矣。吾其敢三变乎？然必少为之所乃适。”既加注厝，又慨然：“袋额价增于最，额数不广，重有卖窝之弊，三弊弗祛，盐如何不贵于昔。此亦吾责也。”明年，条约既布，牢盆改观，官吏咸服，商与灶丁无隐交，私贩屏迹，局算益饶，边储克充，穷民不淡食，是皆君通变才之所致也。
洪武二十年，命兵部榜谕天下，凡公、侯、驸马，奉命出使，其随从，及诸藩府使人，无符验者，不得擅给驿传船马。又命兵部，遣使藉杭、湖、严、衢、金华、绍兴、宁波，及直隶徽州等府，市民富实者，出资市马，充凤阳、宿州抵河南郑州驿马户。今河南有市户马，是也。是年，河间阜城驿马户，以孽生马来进。上曰：“马户应役，惟仰于马，然刍豆之费不轻，故尝命兵部榜谕，凡驿孽生，听民出卖，今复来进，何居？”遂还之。
洪武二十四年，命礼部清理释、道二教。敕曰：“今之学佛者曰‘禅’、曰‘讲法’、曰‘瑜珈’，学道者曰‘正一’、曰‘全真’，皆不循本俗，违教败行，为害甚大。自今，天下僧道，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，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居，毋杂处于外，与民相混。违者治以重罪，亲故相隐者流，愿还俗者听。其佛经翻译已定，不许增减词语。道士设谯，亦不许拜奏请词，各遵颁降科仪。民有效瑜珈，称善友，假张真人名，私造符者，皆治以重罪。天下僧道，有创立庵堂寺观，非旧额者，悉毁之。”二十七年，榜示天下，寺观凡归并大寺，设砧基道人一人，以主差税。每大观道士，编成班次，一年高者率领。除僧道，俱不许奔走于外，及交构有司，以书册称为题疏，强求人财。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，修禅及学全真者听；三四人不许，毋得私创庵堂。若游方问道，必自备路费，毋索取于民。所至僧寺，必揭周知册验实，不同者，拿送有司，民问充军，不许收留为僧，违者并儿童、父母，皆坐以民罪。年二十以下，愿为僧者，亦须父母具告，有司具奏，方许。三年后，赴京考试，通经典者，始给度牒；不通者，杖为民。有称白莲、灵宝、火居，及僧道不务祖风，妄为议论，沮令者，皆治重罪。永乐六年，令军民子弟、僮奴，自削发为僧者，并其父兄，送京师，发山做工，毕日就留为民种田，及庐龙牧马。寺僧擅容留者，罪亦如之。十年，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，谕礼部，将洪武年中严禁，揭榜申明，违者杀不赦。十六年，定天下僧道，府不过四十人，州不过三十人，县不过二十人。宣德八年，令天下有司关津，但遇削发之人，捕送原籍，治罪如律。成化十三年，又禁约游方僧人，凡僧道住持，敕建寺观，许二人；敕赐并在外寺观，各止许一人。弘治十三年，令凡汉人出家，习学番教，不拘军民，曾否关给度牒，俱问发原籍各该军卫、有司当差。若汉人冒作番人者，发边卫充军。
永乐二十二年令，凡自宫者，以不孝论。军犯罪，及本管头目、总小旗；民犯罪，及有司里老。成化九年令，私自净身者，本身处死，家发边远充军。正统十二年、天顺元年、成化九年，节经申明。弘治五年，自净身者，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，全家充军。两邻及歇家不举、有司里老容隐者，一体治罪。其禁止乎未残者，法甚严也。宣德二年，自净身人，军民各还原籍，不许投入王府，及官势家藏隐，躲避差役。若犯，本身及匿藏家处死；该管总小旗、里老、伶佑，一体治罪。成化十五年，净身人，令巡城御史、锦衣卫官，督逐回籍。弘治元年，锦衣卫拘送顺天府，递发原管官司，点闸知在，不许容纵。十二年，先年净身人，曾经发遣，不候收取，私自来京，图谋进用者，问发边远充军。其戒约于已残者，法亦非不至也。而貂当满朝，金玉塞途，至今日而益盛，然则法果行乎？
洪武元年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吾见史传所书，汉、唐、宋皆为宦官败蠹，不可拯救，未尝不为之惋叹。此辈在人主之侧，日见亲信，小心勤苦，如吕强、张承业之徒，岂得无之。但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，圣人之深戒。其在宫禁。止可使之供洒扫，使令传命令而已，岂宜预政典兵？汉、唐之祸，虽曰宦官之罪，亦人主宠爱之使然。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，虽欲为乱，岂可得乎？”三年十月丁已，朝退雨，有二内使，干靴行雨中，上见，召责之。曰：“靴虽微，皆出民力民脂，为此非旦夕可成。汝何不爱惜，乃暴殄如此。”命左右杖之。谓侍臣曰：“尝闻元世祖初年，见侍臣有着花靴者，责之曰：‘汝将完好之皮为此，岂不废物劳人？’此意诚佳。大抵为人，尝历艰难，则自然节俭。若习见富贵，未有不奢靡者也。”因敕百官，自今入朝，遇雨雪，皆许服雨衣。洪武四年，中书省臣奏议，宦官月俸，宜量给米三石。上曰：“内使辈，食衣于内，自有定额。彼得俸，将焉用之？但月支廪米一石足矣。卿等不宜开此端也。”
五年，定宦官禁令。凡内使于宫城门内相骂詈，先发而理屈者，笞五十；后骂而理直者，不罪。其不服本官铃束，抵骂者，杖六十。内使骂奉御者，杖六十。骂门监官者，杖七十。内使等于宫城内斗殴，先斗而理屈者，杖七十；殴伤者加一等；后应理直而伤者，笞五十。其有不服本管铃束，而殴之者，杖八十，殴伤者加一等。殴奉御者，杖八十。殴门监官者，杖一百，伤各加一等。其内使等，有心怀恶逆，出不道之言，凌迟处死。有知情而容隐者，同罪。知其事，而不投首者斩。首者，赏银三百两。十年，有内使以文事内廷，从容言及政事，上即日遣还乡，终身不齿。谕群臣曰：“自古贤明之君，凡有谋，必与公卿大夫，谋诸朝廷，而断之于己。未闻近习嬖幸，得与谋者。况阍寺之人，朝夕在君左右，出入起居，声音笑貌，日接耳目，其小善小信，皆足以固结君心。而佞僻专忍，其体态也，苟一为所惑，而不之省，将必假威福，窃权势，以干政事。及其久也，遂至于不可抑，而阶乱者多矣。朕常以为鉴戒。故立法，寺人不过传奉洒扫，不许干与政事。今此宦者，虽事朕日久，不可姑息，决然去之，所以惩将来也。”十七年敕，内官毋预外事，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。上谓侍臣曰：“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，绝党比之私，庶得朝廷清明，纪纲振肃。前代人君，不鉴于此，纵宦官与外臣交通，觇视动静，夤缘为奸，假窃威权，以乱国家，其为害非细故也。间有发奋欲去之者，势不得行，反受其祸，延及善类。汉、唐之事，深可叹也。朕为此禁，所以戒未然耳。”二十四年，丰城县典史马坚言：“王者之居，四方瞻仰，设置宦寺守门，使之传命令，给洒扫而已。然往昔之君，多为所制。由其为左右亲近人，故其言易入、易信，遂养成内患而不自知也。愿鉴诸史籍，裁省冗员，以防异日弄权之患。”上嘉其言有关政体。
二十七年，申定皇城门禁法。凡内官、内使、小火者，出入各门，守卫官军，务比对铜符。若本无铜符，及有而不比，辄放行者治罪。比符之时，仍要搜检精细，揣捏交裆，或将带金银、段匹、衣服等项，须凭勘合放出。或有公差干办事务，明白附写前去某处公干，及辨验身上衣服是何颜色，见数明白，随即附记。事毕回还，依数点进，但有点对不同，即时奏闻治罪。
二十九年，上观《唐书》，至宦者鱼朝恩恃功无惮，谓侍臣曰：“当时坐不当，使此曹掌兵政，故恣肆暴横，然其时，李辅国、程元振，及朝恩数辈，势皆极盛，代宗一旦去之，如孤雏腐鼠。大抵小人窃柄，苟能决意去，亦何难。但在断不断尔。”又曰：“汉末，宦官尚无兵权，所为不过假人主名，以乱四海。至唐，以兵柄授之，驯至权势之盛，劫胁天子，废兴在其掌握。大抵此曹，只充使令，岂可使之当要路，执政操权，擅作威福。朕深鉴前辙，左右服役之外，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。彼既无威福，何以动人，岂能为患，但遇有罪必罚无赦，彼自不敢骄纵也。”
达官寻常出入乘轿，不知始何世。或谓命车制废则有之。宋人记，王荆公居金陵时，惟乘驴。或劝其令人肩舆，公曰：“自古王公贵人，虽不道，未尝敢以人代畜也。”春按《汉书》，井丹在信阳侯阴就坐上，见就起，左右进辇，问曰：“昔桀驾人辇者，是耶？”然则贵人不道，以人代畜，汉有阴就一人。自井丹言观之，两汉之君，尚无人辇，臣下安得肩舆。唐房玄龄病稍间，诏许肩舆入殿，此特出上命然耳。唐《会要》开成五年，黎植奏，朝官出使，自合乘驿马，不合更乘檐子，自此请不限高卑，不得辄乘檐子。如疾病，即任所在陈，牒申中书门下，及御史台，其檐夫自出钱雇。其宰相至仆射致仕官，疾病者，许乘之。是知唐、宋前，未尝著许乘轿事也。朱子《语录》，宋南渡前，士大夫皆不甚用轿，如荆公、伊川，皆云不以人代畜。朝士皆乘马，或有老病，朝廷赐轿，犹力辞乃受。南渡后，则无人不乘轿矣。春考，《汪浮溪集》有行在百官，谢许乘轿表，正是南渡后事。今制，两京文职三品以上官，听乘轿，四品以下，虽堂官，亦只乘马，得以方杌随，余持交床。在外司府州县，大小官，并有钦给马。若武臣，虽勋爵侯伯而下，制止乘马，亦不得持床杌，不然以违制论。士夫老病间退，去京远者从便。我国家令式之详如此。
京师，制不许用凉伞。暑月，惟堂上官，得用黑油长柄大扇。科道部属官，自以撒扇障面。南京堂上官，旧用单檐绢伞，科道部属用大扇，间亦用小绢伞。然皆非制。前时言者谓，两京事体相同，亦曾禁止。按宋人私录，京城士人，旧通用青绢凉伞。大中祥符间，惟许亲王用之，余并禁止。后又许中书、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。与今日迥不同也。
唐崔融，吏部、兵部选人议，有东西曹之名。东曹，谓吏部，西曹谓兵部也。国制，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工五部，在长安门东与西五军都督府对。其刑部并都察院、大理寺，号三法司，又在皇城之西。西金方，取主杀义也。故人称，东五部曰“东曹”，刑曰“西曹”，所称同于唐，而所指异矣。
南京法司，在太平门外钟山后，洪武十四年立。中刑部，右都察院，左五军断事司。一曰“稽仁”、二曰“稽义”、三曰“稽礼”、四曰“稽智”、五曰“稽信”。又左有大理寺、审刑司公署九所，相比类天文贯索九宿，故总名曰“贯成”。车驾尝幸焉。有谕刑官之敕，奖戒备至，后五军断事及审刑司皆革去；所存者，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，今谓之三法司。
藩省之职，实长守宰，所以衡运而柄持者，惟以养民为责。寒饥而食衣，疾苦而抚尉，顽梗而导化，冤抑而伸雪。凡为师帅承宣之事，皆所以养民也。然国家制用，上不能无取乎下。上有以取乎下，则下不容无所出。下有所出，则上不容无所司。藩省之所司，固财赋也。嗟乎，财民心也。欲民剖其心以出供上，而曰“吾养民也”，而可乎？上取乎下，势必然者。吾是司也，取之有制，赋之有时，□支物计，视出纳盈缩之数，为经费多寡之节，使民心无所伤，而水旱有资于赈救，征役不妨于调食，非养民之道乎？吾见长守宰、司财赋，而尽养民之道者之不易其人也。
今两畿外，郡县分隶于十三省。而湖藩辖府十四，州十七，县一百四，其地视诸省为最钜。其郡县赋额，视江南西诸郡所入，差不及，而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之谣，天下信之，地盖有余利也。积习久，而成法隳，吏蠹民奸，谁与爬剔。簿书山委，讼牒丝纷，徭役不均，追需无已，守宰其人而或少弛焉。国课、军储，预借何地，将一切绳之严急，官府未见奇嬴，而民户已先雕惫。职衡柄于是者，可不善其所司也哉。湖之诸郡县，比岁天时好乖，走魃驱螭，人不聊生，山林盗贼，缘此啸集，徼塞蛮夷，亦乘间窃发，野杀巷哭，在在而然。利源堙涸，生物鲜少，盖必有通才颖识之士，职之藩省，以长诸郡，而郡得人，以长诸县，庶乎其所出于有司者之不伤民心，而养民之道为可尽也。
福建地开八府，其半负山，半濒于海。倭夷之走集，士卒之屯戍，所在庾，苦于空耗。田里之所供给，陆运水载，虽弗及于京师，而地方坐食之费，仰诸有司，岁恒急。布政司作长民牧，所以帅诸郡县，承流而宣化者，其佐出则任分守责焉，盖不独区区财赋督而已也。使者行部，以宣德意，躬教化为务。闽粤之域，自宋南渡后，真儒继出，文献可征，暨今不衰。论者比之邹鲁，然则其地帅臣，殆又不可以俗吏而为之者也。谢君为之，其胜任哉。
朝廷设官，凡以为民也。自汉承秦有天下来，守令实亲民之职。治人之本，环千里而郡，百里而县，千百里之休戚系之。是故为民择人，莫重于守令，畿甸内地，为郡若县，天下视为根本，朝廷倚为枕臂。郡守一非其人，即贻民极之害。是故为地择守，莫重于国畿。汉诏守令，民之师帅，近地称左右翊。唐制，郡守录名御屏近地，称四辅。我朝建布政使司，比古十二牧，以辖遐外诸郡，而南北附京近地，则直隶京师。是故，其官、其地之重可知。郡属布政使司者，职于民虽亲，不如藩臬得有其尊。藩臬曰“监司”者，官于郡虽尊，不如郡得亲其民。今畿甸诸郡，下有诸县之属，上无藩臬之辖，官加重矣。其可不重择其人，以重是官乎？舒桐之域，留都上游，自汉末、三国来，钜镇所在，江淮之屏蔽，要冲在焉。地加重矣，其可不重秩其守，以重是地乎。
云南在古梁州之南，乃徼外夷地。三代封建之所不及，秦置郡县，亦不与焉。汉武南平百粤，改梁曰“益”，始领于益州部刺史。然西南戎滔土之域，两汉亦特相羁縻尔。自唐迨宋，世据蒙、假二氏，邈如外国。元举吐番兵入大理，始开行省，置宣慰、宣抚诸司。然以夷治夷，声教固无取也。
我朝统一天下，改行省为布政司，若云南所辖，为府十有二，为军民府七。附府莫不为州、为县、为长官司，而间以军卫、军民指挥司、守御所。谓宣慰、宣抚，惟至远纯夷，不可设流官处，乃仍旧故。如广南西道宣抚司，宋之特磨道处侬智高之裔者，亦从置广南府焉。我朝疆宇之拓，威德之被，内尽四海，外该八，振古未能或之先也。镇沅、元江等府，无流官。蒙化、景东等府，流官祗佐贰，或首领，而广南府，独有流官正员。祖宗深意，盖欲内地视之，囿斯民于同仁中也。然则，为天子命吏，以正员{艹泣}兹土，可外而弗教耶。而数十年，未有一入其境，但寄理于邻郡者，何也？
正德己卯，春叨都御史，持节云南之明年，广南正员缺，不闻其府士民事扰。藩臬间喜其地方和谧，非他土官部落比。以为得贤守至，不我鄙夷，家喻户晓，兴行礼义，其时乎？嘉靖壬午，会春替还，此愿竟未酬也。越四年，丙戌，叶君拜广南知府，来问予，其有酬远人之所愿望者乎？今川属贵竹土官弗靖，坐阴削更易流官。一再世后，风俗与内地同，已往往而然。兹土置府设官，肇自国初，渐被德化久矣。矧今士民，复异于部落，国家声教四达，煌煌天下，今固无不可化之民，君子无不可居之地也。
万户而为之丞，制自秦始，汉仍秦郡县天下，其职不废。后世仍汉，或废，或复。究其所任，凡诸曹掾吏事，丞举得署之。然有不乐于安陵者焉，转蓝田而有负余之叹者焉。何哉？非其职则然，而二子所值然也。我朝郡县有佐，不异古，而责任为专。县大，地要冲，而事繁，丞二员，次丞一员；县小，地僻，而事简，令可专理也，即不设丞。丞之设，不徒然也。领马者，专牧；领田粮者，专征科；领壮款者，专捕逻。员外所增者，事犹专所领，况其正员，而专以佐县者乎？
令之贰为丞，其下主簿、尉。而簿于县，实纲纪焉。唐人谓，丞虽尊，其势反出主簿、尉下，是簿得与令可否事也。宋开宝，复诸县四百户以上令，知主簿事；四百户以下主簿，兼知县事，是簿之与令，责任均也。我朝，县无大小，必有令。县小无丞，必有簿，是丞可裁减，而簿不可无也。操刀尺，据准绳，以勾稽，以纠违，督赋、定徭、追胥、诘盗，皆主簿事也。噫！簿之责任，在其县亦重矣。士始仕，得簿，何抑屈之有。